一千次晚安

A Thousand Times Good Night

蒙特婁國際影展評審團大獎
法國影后茱麗葉畢諾許主演。故事來自挪威導演的親身經歷,他曾擔任非洲與中東地區戰地攝影記者,片中將呈現他當年身處險境的見聞經歷,再現了戰地記者在前線的危險,以及註定帶給家庭恐懼的矛盾。

開場十幾分鐘。伊斯蘭「聖戰士」從參加自己的喪禮開始,禱告,然後莊嚴肅穆將炸彈綁在自己身上。除了儀式中的祈禱低語,沒有一句旁白,沒有一點樂句,讓「一個人穿戴上自殺炸彈」如此寫實,即將投入聖戰的少女,有著人性本能的不安和信仰下的故做鎮定。與現場格格不入的戰地攝影師的快門聲,襯出緊張感。

導演昔日就是一名戰地記者,難怪可以在沒有傳統恐怖攻擊電影的元素下(音樂、怒目、狂吼、血腥、快速剪輯),光用鏡頭敘事便把開場處理得扣人心弦。這種超現實的臨場感,讓觀眾靠近戰地記者的心理狀態。

為什麼要戰事攝影?「因為憤怒。」蕾貝卡回答女兒。這大概也是導演的心境?憤怒,讓人超越了本能的恐懼。這不誇張,現實世界甚至比編劇還瘋狂,前不久才發生伊斯蘭激進組織ISIS,挾持並狠殺戰地記者的悲劇,然而該位記者卻未流露恐懼。

於是,面對突發的暴力或災難,他們逆著竄逃的人流往事故源頭衝。這種職業本能也當然帶來副作用-讓親友活在恐懼中。許多影評提及片中「職業婦女」的議題(包括蕾貝卡衝鋒陷陣,將家庭交給丈夫打理,以及「聖戰士」由女性擔任),就姑且不談,無論男女,如此的性格或職業似乎就是與家庭有著矛盾。我更好奇,光是憤怒能讓鏡頭這麼執著?

在新聞研究所的時期,我第一次正視到這個深層的新聞議題「該救人或者攝影?」普立茲攝影展&世界新聞攝影展,再度喚起這個問號;甚至網路也偶有文章,批判一個個攝影師圍住弱勢者、受害者、受災戶貧按快門。不同事件不可同語,但至少導演透過蕾貝卡給了心得:「他們(第三世界弱勢者)其實渴望我拍。因為唯有如此貼近、彷彿主觀視角的照片,才能喚起世界注意。當與蕾貝卡共事的友人欲以行政流程來申請國際維安部隊派駐戰地,她的照片卻一下子就引起注意,完成駐兵。

所以按下快門,不只是因為憤怒,也因為照片可能是答案,能起碼給黑暗的地區一絲絲光線。

然而,末段,女兒拿起照相機對著同樣無助的蕾貝卡連續按下快門,控訴母親留給她的恐懼、無助,這時鏡頭和快門聲又顯得殘忍。在電影之外的真實世界中,相機鏡頭前的生死一線,更叫記者難以抉擇。救人?記錄?兩派支持者皆有,內容又可以再細論。(包括所謂商業收視率考量?判斷自己是否真有能力搶救?記者天職論等)

而我想,唯有在事件面前,你才可能知道自己究竟傾向哪一派。

小時候翻國家地理雜誌,到長大讀國家地理,始終很佩服、欽慕那些攝影師。無論是戰地、險地、荒地,總之越是震撼,就表示那位記者一腳踩在禁地上。這是我連說都不會說出口的夢想,偶爾幻想便罷,知道自己沒那個膽識和使命感。恰逢撰文的時候是九一記者節,敬這些用生命握緊鏡頭,捕捉事實的偉大記者。         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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